宋金之间的爱恨纠葛,可谓是跌宕起伏,一波

2023/2/8 来源：不详

宋孝宗统治时期是宋金关系发生急剧变化的历史时期。

以“隆兴和议”为界限，这一时期的宋金关系可分两个阶段：第一阶段双方兵戈相向，刀兵再起，即海陵南下与隆兴北伐；第二阶段双方进入和平相持阶段，主要表现有二：一是宋金遣使交聘正常化，恢复榷场贸易；二是双方息兵争礼，即受书礼之争。

隆兴和议前的宋金关系

一、海陵南下

绍兴和议后，南宋向金朝称臣，金朝成为东亚地区的新霸主，此后宋金之间没有发生大规模战事，双方关系比较稳定。

金皇统九年（）十二月，海陵王完颜亮弑杀金熙宗，夺得帝位。完颜亮虽以篡位上台，但其野心勃勃，颇思有所作为。他对金朝内部的政治、经济、军事等方面进行了一系列改革，完成了金政权的“中国”化，国力日趋强盛。此时完颜亮萌发了做“中国”正统的想法。

完颜亮亲率一部直捣江淮，企图一举灭宋。至此，宋金之间约二十年的“和平”局面彻底被打破。绍兴和议后，南宋朝廷再次陷入到文恬武嬉、苟且偷安的局面之中。当完颜亮率大军进犯两淮时，淮西守将王权竟望风逃遁，致使金军仅半月有余，两淮重地尽失，金军饮马长江。

十月十九日，为抵御金军，宋廷命知枢密院事叶义问督视江淮军马，虞允文为参谋军事，但叶义问不知兵事，指挥失当致使瓜洲陷落。

而此时完颜亮欲亲率数十万金军至西采石渡江，高宗遂命李显忠负责江淮防务，并派虞允文犒赏军队。但当虞允文至采石时，李显忠尚未到位，宋军处于无统领的状态，军情涣散。情势危急之下，虞允文召集宋军诸将，说以忠义，并整顿军队，沿江布防。

十一月八日，完颜亮率十七艘战船渡江而来，宋军利用水军的优势，成功阻击金军于江中，金军大败而归。虞允文预料金军明日定会再次渡江，于是他派一支水军埋伏于上游，另一支水军封锁入江的唯一渡口杨林口。

翌日，金军果然从杨林口渡江，宋水军趁势形成夹击之势，烧毁金战船一百五十余艘，大败金军。完颜亮只得率部退回和州，进而转扬州，准备从瓜洲渡江。采石之役，宋军大获全胜，南宋采石一带的防务形势获得好转。

二隆兴北伐

金世宗上台之后，吸取了海陵王的教训，主张休兵息民，施行仁政，还在诏书中指出海陵王背约侵宋的非正义性。

四月，宋孝宗在主战派的支持下，发动了北伐战争。宋军方面原定孝宗亲征后再做行动，但张浚见此间多雨，金军深陷泥淖，便立即派遣李显忠任淮东招抚使出兵定远，任邵宏渊为副使出兵盱眙，其亲自前往督战。

得益于金国降臣括里、扎八告密，又因守军兵微将寡，李显忠大败金将萧琦，收复灵璧县。

六月，李显忠、邵宏渊二将乘胜进攻宿州，金将纥石烈志宁驻城防守之后，李显忠率部攻打宿州城，两军交战之初，李显忠命部下杨椿首先攻陷城楼打开城门，宋军鱼贯而入，而邵宏渊则率军殿后，渡河登城。宋金两军进行了激烈的巷战。

其后张浚为集中兵力抵抗金军，命邵宏渊听从李显忠的节制，后见邵宏渊不悦，便改令李显忠和邵宏渊二将共同节制宋军。但二人龃龉，相互掣肘，这为北伐失败埋下了祸根。

五月二十二日，李显忠率军与金兵交战宿州城下，并告知邵宏渊出兵夹击金军，但邵宏渊因与李显忠不和，故意按兵不动。

是夜，李显忠军队的中军统制周宏率军逃遁，邵宏渊之子世雄、统制左士渊也相继逃归。迫于形势，李显忠不得不移军入城，而此时金军趁虚攻城。

隆兴和议后的宋金关系

一、遣使交聘正常化，恢复榷场贸易

乾道六年（），遣范成大使金，请求归还陵寝地和更定受书礼；乾道八年（）双方遣使数量的差距与遣使目的的不同，一定程度上体现了当时宋金交往中双方地位的不对等。

但是必须要指出的是，在宋金议和的大背景下，宋金遣使交聘活动的正常化增加了双方的政治交流，有利于双方和平局面的维系。

此后，双方虽因政治斗争等因素关停过部分榷场，但从总体上来看，双方榷场贸易基本上得以维系。

除遣使交聘正常化之外，宋金也重新恢复了榷场贸易。榷场贸易始于金熙宗皇统二年（），宋金榷场的开放一定程度上满足了双方边民的生产生活需求，促进了宋金双方的经济交流。但榷场贸易往往易受政治、军事因素的影响。

如正隆四年（），海陵王为南下侵宋做准备，后来为进一步备战南下，泗州榷场也被罢关。南宋闻此消息也于翌年将榷场作罢。南宋也在和议后重新恢复了榷场的设立。

公元年，金人攻破宋都汴梁，徽、钦二帝被俘北上，赵氏皇族、后宫妃嫔与贵卿、朝臣、百姓等数万人沦为奴隶，备受欺侮，境遇极为悲惨，宋人视其为奇耻大辱。作为宋高宗赵构的继任者，向金朝复仇就成为他天然的责任。

但是要指出的是，宋孝宗时期据靖康之变已有三十五年。宋孝宗本人并非靖康之变的亲历者，也并非徽、钦二帝的后裔，因此宋孝宗的复仇思想与宋高宗时期相较，“君父之仇”中的“血仇”成分已逐渐减弱，更多的是一种政治使命

仅泗州榷场一处，宋金的赋税收入便相当可观。可以说，宋金榷场贸易不但增加了宋金的财政收入，也促进了双方的经济交流。

二、受书礼之争

北伐失败后，宋金签订《隆兴和议》。隆兴和议后，宋孝宗统治时期宋金双方再无战争，至宁宗开禧北伐前，宋金呈相对稳定的对峙局面。兵戈虽止，但是宋金之间的斗争并未结束，而是以新的形式进行着，即受书礼之争。

南宋的政治地位在一定程度上有所提升，但在受书礼方面仍保留着绍兴“旧例”中南宋皇帝需起立、降榻、亲自接受国书的不平等的礼节。在宋孝宗看来，这项“旧礼”不符合和议中所规定的“叔侄”关系，一定程度上还是不平等的君臣关系。

乾道元年()，金使完颜仲使宋，宋孝宗要求金朝恢复宋金，但被想要维持绍兴“旧礼”的金世宗所拒绝，后来太上皇赵构为维持宋金“和平”出面干预，孝宗只能作罢按旧礼。乾道六年（），在虞允文的谏言下，宋孝宗不顾朝堂上主和派、主守派大臣的反对，毅然派遣范成大以求河南祖宗陵寝地为名，请求更定受书礼。

金世宗则想要维护绍兴和议以来宋卑金尊的地位，所以坚持行绍兴“旧礼”。我们认为，双方关于受书礼合理与否的争执，其根源在于对宋金关系定位的不同。

南宋强调“叔侄”较于“君臣”的平等地位，其目的在于强调宋金互为敌国，是平等关系；金朝则认为“叔侄”之间仍尊卑有别，金尊而宋卑。究其原因，是金世宗当时已经有了强烈的“中国”正统意识，他坚持“旧礼”不过是视金朝为正统而已。从这个角度来讲，受书礼之争还含有宋金双方正统之争的意味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