百姓监督地方官,甚至为官员洗刷冤情,这种

明洪武十八年（年）十一月，太祖朱元璋亲自编定的《大诰》陆续从京师发往各地，在这部面向全国人民，要求“户户有一本”的宝书中，他明确指出：凡各地士绅、百姓都可以对本省各级地方官吏的施政行为与绩效进行测评，其最终意见递交中央，作为官员考核的标准之一。

《大诰》颁布后，掀起了“民意评官”的高潮，也书写了官员管理史上别开生面的一页。其实，在明代之前，其他朝代的统治者们也很重视基层民意代表，通过他们选贤举能和评论官员优劣，借此加强中央对地方的控制。但只有明代对这方面最为重视，赋予了普通百姓很高的政治权力。

让我们更为惊讶的是，在吏治相对清明的明代前期，新官旧任哪个贤明，哪个不肖，谁留下，谁走人，居然也常常由民意说了算。如宣宗时期的泰安知县畅宣，砀山知县刘伯吉、徐荣等任满调职时，因民众申请而再任原职。最典型的还是苏州知府况钟，因造福一方百姓，在当地群众的极力要求下，继续留任，宣宗下旨晋升况钟让其留任苏州。

民意评官的另一个表现是，许多因违纪犯过而受惩处的官员，全靠民众好评解除处分。洪武一朝，朱元璋立重典从严管理官吏，州县守令常常因小过而受惩，甚至被关押，但是只要听到群众对他有好评，就会让他官复原职，有时还给奖励。

洪武十二年，定远知县高斗南、永州知府余彦诚等一批州县官先后因违纪受到处罚，当地百姓纷纷上访，将他们的善政上奏朱元璋，朱元璋下令让他们官复原职，并发给上访百姓往返路费。灵璧县令周荣因受某案牵连被逮入刑部，当地数千百姓来到京师为他喊冤。朱元璋传旨释放，由礼部出面宴请周荣和百姓，将其官复灵璧知县，后来周荣官至河南布政使。

永乐时期，武进知县钱本忠犯连坐被罢官，当地父老奔走呼号乞求挽留，在百姓的力保下，成祖竟不予追究让他继续留任。宁阳知县孔工朝，和同僚喝醉酒打架，这在当时是很严重的违纪了，按律要判流放，宁阳士绅百姓多次赴京乞留，成祖没有同意。到了宣德初年，朝廷求贤，有人推荐孔公朝，宣宗说：孔公朝离开宁阳已经二十年，宁阳人民希望他还任的奏乞始终不停，这样的人难道不是好官吗？应该马上让他复职。

官员被人冤枉陷害，最终靠民意声援而得到昭雪，亦是明代民意评官的一大亮点。永乐朝，东平知州李湘被奸人诬告经济犯罪，被当地布政司撤职查办。消息传开后，东平三千百姓到巡按御史、布、按二司为其伸冤。其实冤案的症结在于李湘清廉不善于讨好上司，最终此案引起朝廷震动，成祖批令刑部查实，李湘得以洗冤复官。

宣宗朝，淮安知府彭远被诬陷，淮安人民围住宦官的乘船，请求代呈辩冤状，彭远终得还任。曹县有个奸吏受贿，被知县范希正治罪解送京师，奸吏到刑部后反诬知县犯法，于是范希正被夺官下狱。当时恰好刑部侍郎许郭因公路过曹县，曹县父老数百人栏舆为知县伸冤，与此同时，曹县八百余人到京城通政司控告，双管齐下，冤案在最高当局的过问下平反。

上面的几个都是百姓保州县官的例子，宪宗朝时，还有百姓保巡按御史的，巡按御史虽然七品官，但按明代制度和地方布政使平起平坐，属于职轻权重的地方大员，是省长级别。

时任陕西布政使于璠因贪污受贿问题暴露，被中央派驻陕西的巡按御史熊绣立案调查。于璠察觉后，恶人先告状，反诬陷熊绣，因于璠在朝中的后台颇有来头，他也力主贬谪熊绣，将其调往河南任清丰知县。吏部调令发布后，陕西当地民众哗然，数千人为其申冤昭雪。

这事倒是新鲜，本来巡按御史好比现代的纪委监察官员，本质是为民众伸冤的巡按，现在反倒需要民众为他诉冤，可见明代民意评官介入之深，对政治的影响之大。从另一个角度也反映出，明代的这种民意评论是正面积极的，有利于皇帝监视百官。